在贵阳市南郊的图云关森林公园，有一方高4米，宽3米，由民革贵阳市委实施建造通体黝黑的抗战纪念碑矗立于此。碑体上方用黄色的橄榄枝线条圈起一个大大的红十字图案格外醒目。红十字下镌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图云关旧址”以及“救死扶伤 博爱恤兵”几个烫金大字，碑的两旁簇立5个2米多高人物塑像，有的身着戎装，有的手提医药箱，既有东方面孔，也有西方面孔。

　　纪念碑下仰望，思绪被带到八十多年前，中华大地狼烟滚滚，血溅四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山河，满目疮痍……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度，一个危在旦夕的民族，全体华夏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有这样一群人，身着白大褂，聚集在一起，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几经辗转，来到贵阳图云关，在崇山峻岭中，在低矮的茅草房中，在摇曳的烛光中，秉持“救死扶伤 博爱恤兵”的宗旨，用手术刀、绷带、夹板，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在生与死的较量中，书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日救亡战歌。这群人就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医生、护士们，汇集了当时全中国最优秀的医学专家、学者和医护工作者，有林可胜、胡兰生、汤蠡舟、周寿恺、荣独山、林竟成、屠开元、汪凯熙等医学界泰斗；也有“国际医药援华会”从英国、苏联、保加利亚、德国、波兰、奥地利、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招募来中国为战地服务的医务人员。在图云关看不到战火的硝烟，听不到隆隆的枪炮声，但这里最能感受到战争的无情与残酷。这些来自全世界的共产主义白衣战士们，面对法西斯暴行，在生活和工作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团结在一起，给抗击侵略的英雄儿女们带来了生的希望，是前线奋勇杀将士们的重生之地，更是生命的重托！

　　在这些医护工作者中，有一个人不容忘却，他就是国际著名生理学家、我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博士！

　　林可胜，1897年生于新加坡，1919年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和化学双学士学位，1921年获生理学博士学位。1923年赴美国进修，1925年回中国，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任教授和系主任。

　　林可胜虽生在国外，长在国外，不会汉语，却有着一颗拳拳赤子之心是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者，他对所有抗战军民一视同仁。林可胜非常赞成中共全面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赞成中共发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在林可胜的赞助和支持下，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指示成立了中共红十字会特别党支部（简称红会特支）。后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总支委员会，下分设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分支部，在群众中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得到了专家、学者、医护人员的广泛认可。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林可胜已是享誉海内外的生理学家和外科医生，事业如日中天，拥有幸福温暖的家庭。可就在当侵略者的铁骑跨过卢沟桥时，他作出了一个重大抉择：离开协和，投身抗战。为了使自己无牵无挂，一心一意投入到抗战救护工作，说服妻儿，把他们送到新加坡安顿，义无反顾踏上了抗战救护的艰辛征程。

　　1937年底，林可胜派出三支医疗队奔赴陕北和山西，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救护，还派出两支医疗队到新四军参与战场救护工作，并送去药品和器械。

　　1938年初，林可胜在汉口正式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出任总队长兼总干事。救护总队成立后，林可胜立即部署，指挥所属各大队、中队、区队医疗救护队奔赴各战区开展救护工作，自己亲自带队先后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四次长沙会战和宜昌保卫战等战役的战场救护。

　　1939年初，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来到贵阳图云关安营扎寨。林可胜与队员们一起平整土地，修建房屋，抢救伤员……在林可胜博士声望的感召下3000多名中外医护人员汇集在此，6600多万美元的国际援华医疗物资来到图云关。同年冬，一支由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10吨医疗器械和药品，以林可胜总队长的名义，从图云关出发，几经周折运到延安。

　　这里不仅人才济济，还拥有战时全国最先进，最齐备的医疗设备，能完成微生物、免疫学、生化等检查。图云关成了战时中国最大的医疗和医学中心，更是我国抗战期间最大的医疗救护中心。救护总队全盛时期，医务人员及各种辅助工作人员达到3420人，救护车及运输车辆200多辆，数百万伤病员在这里得到了良好的医疗和护理，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吨的援华医疗物资经这里源源不断送往抗日前线。这里还是战地医务人员的培训中心，培养了各类医护人员2万多人，很多人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有生力量。在林可胜的领导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曾组织150多个医疗队、手术队、诊疗所，冒着枪林弹雨从图云关奔赴全国9大战区和缅甸战场，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浙皖等战场。救护总队还开设门诊部为平民百姓提供医疗服务，为贫病交加难民分发药品、食物、衣物及救济款，许多难民感激涕零，磕头谢恩。

　　美国《时代》周刊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对抗日本帝国的血腥战争中，有许多的医生和护士走向战场，在战壕里为受伤官兵裹伤。请先记住两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的林可胜先生和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先生。”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贵阳图云关的6年间，抢救伤兵、救治平民达1800多万人次，进行各类外科手术12万台，骨折复位3.5万人次，住院治疗214万人次，预防接种460余万人，特别营养近百万余人……累计有超过8000名中外医护人员以忘我的精神日夜操劳，团结一心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卓越的功绩，为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革命历史上珍贵的文化资源，和二十四道拐一样是中国抗战不可淹没的历史遗存。

　　2015年8月31日，在贵阳，在图云关，还在这片松林、枫叶中，在这一方纪念碑前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参加纪念活动的人中有这样一部分人特别引人瞩目，他们是由人搀扶到此的耄耋老人，是来自英、美、保加利亚等国的外国人。他们是当年图云关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后人，那5尊塑像正是他们和他们的父辈！

　　硝烟散尽、岁月蹉跎、沧桑变幻，挡不住时代的印迹，抹不去历史的光辉！昔日图云关，是贵州贵阳通往湖南、广西的必经关隘。过此关隘，大有背井离乡、前途渺茫之酸楚。而今图云关不再是交通要道，但依然群峰巍峨，绿荫蔽日，成了贵阳市民休闲健身的森林公园，在这里永远树立着一座爱国主义“和平”“博爱”的丰碑。

　　（本文由乌当区委统战部推荐，系贵阳市统一战线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比赛入围作品。作者王路杨，乌当区医保局。）